[编者按]
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4.60%，重度抑郁症占比7.4%。
春季开学前后是每年中小学生心理危机的高发时段。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孩子出现心理障碍的家属、心理治疗师等，发现孩子遇到心理问题初期可能不易被发现，他们“求救”或爆发时问题已经较为严重。而要帮助他们度过心理危机，则需要家庭等各方认识到问题并做出改变。
对于孩子内心的隐秘角落，我们需要投入更多关注。
当一向平静懂事的孩子突然“求救”
杨圆清晰地记得那一天。
她下班回家，女儿小瑶正默默地写作业。虽然察觉到女儿情绪不高，但她并没有在意。晚饭后，小瑶从房间走出来，对她说，“妈妈，你帮我找一个心理医生吧。”
那天是2021年5月9日，听到女儿说出这句话前，杨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可能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当时小瑶14岁，上初二，和她关系亲密，常常主动聊起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而且，小瑶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怕生人；从小到大，学习勤奋，在家长会上总是被老师点名表扬。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有着复杂的成因，有时能辨认的只是某个具体的诱发因素。人们渐渐意识到，心理问题并不单与个人成长、家庭或学校相关联，也许还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但家庭，或许是最重要的“心理港湾”。
迟来的关注
小瑶“求助”时，她遇到的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
杨圆带她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又去了精神卫生中心。小瑶做了电脑上的各种题目，和医生聊天，最后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在咨询室外，杨圆隐隐约约听到女儿和咨询师说了几句话便开始哭泣，越来越大声。
杨圆心里难受，之前她问过小瑶，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女儿什么也没说。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6年里，心理治疗师韩慧见过许多青少年患上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等心理疾病。他们的状态表现各异，有的和家庭成员存在矛盾，或难以适应人际交往，有些则正处于休学状态，共同的特点是正经历着情感上的痛苦。她还注意到，近几年，来就诊的青少年年龄越来越小，很多来到精卫中心就诊的孩子只有十一二岁。
父母们一般通过孩子的行为表现来判断是否需要就诊。一些孩子到医院时，已经表现出社会功能上的受损，例如不想上学、游戏成瘾、和父母频繁发生冲突。当孩子心理上的问题从日常中浮现，父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心理障碍发生的原因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介绍，在任何时候，各种个人、家庭、社区和结构因素都可能会成为精神健康的保护因素或破坏因素，包括情绪技能、遗传等。面临不利环境（包括贫困、暴力、残疾和不平等问题）的人属于高风险人群。对于某些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经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使患病的风险更大。
2020年9月，在山西读高一的女孩林林，刚开学不久便告诉母亲方璇不想再去上学了。那天，林林和学校老师发生冲突，成为引爆压力和情绪的导火索。她躲在厕所给方璇打电话，一边说一边哭。方璇从电话里听见老师叫孩子出去的声音。
一些症状随之而来。那段时间，林林常常头疼、胃疼，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失眠等症状。在医学上，这些表现被称为躯体化，指不良情绪或心理障碍转化为身体上的症状表现出来。
方璇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做了不少，但除了鼻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其它方面都没事。在亲戚的提醒下，她和林林去看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告诉方璇，林林是重度抑郁症。
2020年11月，林林开始请假在家休息，过完年，方璇去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
漫长的诊疗
有时候，小瑶一个人坐着，低着头不说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严重时，会有更明显的躯体反应，比如手抖、肚子疼。
确诊重度抑郁症后，小瑶开始每日服用精神类药物。头两周，药物反应让杨圆不忍，小瑶精神差，经常恶心、头晕。但杨圆甚至没机会担心药物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当时的状态只能吃药，不吃药能怎么办？”同时，杨圆坚持带小瑶去进行心理咨询，密集的时候一周两次。
2021年6月，小瑶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暑假期间，杨圆没要求她做任何作业，纯粹在家休息。9月开学第二个早自习结束，小瑶就回家了。她暑期没有预习，听不懂课，但同学好像都懂。10月，杨圆正式帮她办理了休学。
她和女儿到学校提出休学时，班主任劝她们再考虑考虑，说如果继续上学，可以和每位老师说好，不要求孩子完成作业，也鼓励孩子只要坚持上课，升学一定没问题。小瑶不说话，只是低头落泪。
杨圆没有犹豫，坚持休学，“我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别的都不要。”但另一方面，她又陷入迷茫和无助，为什么已经吃了快4个月药、看了无数次心理咨询，孩子还是那么痛苦？
心理疾病的恢复周期，通常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限。韩慧在医院的临床心理住院病房做心理治疗师。在这里住院的孩子有患进食障碍的，也有患强迫症、抑郁症等疾病的。不同类型问题的患者入院治疗的周期不同，进食障碍患者住院周期一般在两三个月左右，抑郁和焦虑患者住院时间一般在一两个月左右。
但出院不意味着完全康复。以抑郁症为例，抑郁科普平台、康复社区“渡过”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复蓝皮书》显示，抑郁发作后，青少年患者伴随残留症状以及社会功能受损。而受复发及残留症状等因素的影响，抑郁症更趋于慢性化。
在“渡过”的调研中，近五成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超过2年，其中有约10%达到5年以上。另外，调研中一半以上患者经历过复发，其中约22%的患者复发次数在3次以上。
韩慧见过住院两三次的患者，有的出院一周又回到了病房，但她对“复发”的定义更为谨慎。“可能他觉得自己（恢复）差不多，想出去试一试，但其实还没有准备好，回家之后没有安全感。”她解释，“心理疾病有一种不确定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可能反而更焦虑了。”
她注意到，许多再次回到病房的患者和家人都会有心理上的负担，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也有人会调整心态，说没关系，“但悲伤的情绪还是在的。”
上海市精卫中心，韩慧在工作中。 本文图均为 受访者 供图家庭的反思
有观点认为，家庭要为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但韩慧也理解家庭的不易。
“家庭对每个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或者绝大部分的。人是一个多样性的生物，除了家庭，还要去接触外界（环境），社会的、学校的。”她说，有的父母完全暂停了手上的工作，陪伴孩子住院、一点点好转。
家庭是支持青少年度过考验的关键。在医院，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往往结合起来运用。住院期间，医院提供多种形式的团体辅导，例如会有游戏、艺术治疗，也会使用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等。韩慧所在的病房允许家长陪护，陪床的家长们和孩子一起学习课程，进行家庭治疗。
有些青少年的症状多表现在家庭中。韩慧见过一个10岁女孩，和家里人不交流，也不愿意上学，洗澡、吃饭都很被动。家长把她送来住院时，女孩一句话也不说。她觉得，孩子挺严重，似乎交流、日常生活等社会功能受损。但出乎意料的是，女孩独自在医院住了一星期，慢慢开口说话了，和同院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表现得挺外向。
从女孩的口中，韩慧了解到，女孩父母之间冲突大，意见往往不一致。她给女孩父母做家庭治疗，也发现两人总是控制不住地相互指责。韩慧向这对父母直言，“如果此刻我是你的孩子，我都感到呼吸很困难。”
“爸爸妈妈意见不一致，孩子最后就不愿意讲话了，我到底帮谁呢？但是她脱离了家庭环境后，病房又有很多小孩子，培养起来纯真的友谊，又可以玩游戏。换了一个环境，她好像慢慢地又活过来了。” 韩慧说。
女孩在医院待了一个月，韩慧给她的父母做了4次家庭治疗。到后来，这对夫妻已经能意识到他们一直在争吵，以及争吵给孩子造成的影响。渐渐地，他们发生冲突的频率在降低。“他们之间有隐藏得很深的情绪，4次咨询肯定不够。但他们的确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做，至少在孩子面前要一致。”韩慧说。
在女儿林林确诊一段时间后，方璇才明白孩子曾经的表现意味着什么。初二的时候，林林常拿笔在手腕上画，画出割裂的效果。心理咨询师告诉方璇，孩子有自杀念头好久了，幸亏他们去得还算及时。
方璇寻找孩子生病的原因，回想着和孩子相处的每个细节。林林成绩中等，从小学开始就说不喜欢上学，但是安静、听话、懂事。到高中，林林偏科比较严重，高一英语能考到满分，数学只有20分。方璇不要求成绩，但丈夫严厉，从林林小学开始就因为学习打骂孩子。
因确诊抑郁症提出休学时，方璇丈夫仍不同意。他脾气火爆，让孩子必须上学。“孩子说要去死，爸爸就说那你去死吧，然后摔门走了。”方璇说。
方璇逐渐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冲突关系、父母和孩子间的不良沟通，都可能给孩子造成伤害。
她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林林想全家人一起去旅游，方璇丈夫心里是想去的，但是因为工作不好请假，所以一直拖着不回复孩子。孩子有点不开心，方璇就去问他。丈夫被逼急，夫妻俩吵了起来。林林哭着说，“你们如果不生我还有这些事情吗？为什么要生我？”
咨询师告诉方璇，对孩子来说，吃药、住院、咨询都只是辅助手段，只有父母改变自己，孩子才能真的好起来。
林林拍下的晚霞方璇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去了解情绪的发生与处理，并希望影响、改变丈夫。在和丈夫发生矛盾时，她先肯定丈夫好的一面，再谈具体问题。为了让丈夫更了解抑郁症，她找来网上的科普视频。丈夫和孩子沟通时，她录下对话，把录音放给丈夫听，让他知道沟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让方璇松一口气的是，丈夫听了录音说，觉得自己不对，他此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
在学校心理咨询室门前犹豫的孩子
在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当心理老师的卢清，一度期望学生能主动到心理咨询室咨询，但与她的期待不符，有时一两星期都没有学生过来。
另一所学校的心理老师刘奇也见过不少犹豫的孩子，他认为有的孩子想求助，但心里又有阻碍。他习惯直接和学生约定，告诉他们对话是保密的。有的学生听了，会主动挽起袖子，露出小臂上一道道利器划出的伤痕。
孩子们往往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需要身边的人倾注更多的关注。而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则需要各方的反思和行动。有专家认为，父母的期望、升学的竞争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儿童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刺激和心理压力。
在成都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成员孟泓沁看来，最可能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生长系统的，最终是家庭。“家长一定要理解孩子，孩子才会（感觉）安全、有力量。”
与心理病症共处
向别人解释心理疾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方璇甚至没有告诉女儿诊断结果。“当时孩子会自责，觉得别人都在上学，我不去就是不好。我跟孩子说的是咱们选错了学校，你不喜欢这样的教育环境，咱们就自己在家学。”
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方璇上高一的女儿林林提出不想上学了，并出现了头疼、失眠等不明原因的症状，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随后休学在家治疗。
方璇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和女儿的经历，有许多家长留下评论和私信，向她吐露相似的不易。后来，她和其他家长建立联系，大家会相互分享孩子的近况和心理相关的知识。
“大家觉得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不想被人知道，所以没有个能聊天的人。在这里大家都一样，不怕别人笑话，可以互相理解帮助。”她说。有家长曾经告诉她，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女儿是抑郁症，用这个理由羞辱孩子，嫌弃她。
“对于抑郁症我们的社会更多的是不理解，不重视，甚至还有鄙夷不屑。这个让很多想要重新回归集体的孩子望而却步。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对孩子们的理解、支持和温暖。很多抑郁、厌学的孩子都是很优秀的孩子，他们只是有点敏感，他们希望得到尊重，而不是同情，不是嫌弃。”方璇说。
到开学季，有妈妈在群里分享孩子复学的经历：一连三天，孩子都能按时到校；今天出门又比昨天早了些，孩子不想迟到；老师来电话了，说孩子状态不错。对家长们来说，复学是天大的好消息，但同时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
休学半年后，林林状态渐渐稳定，躺下后能很快入睡了，吃饭慢慢规律，躯体化症状也改善许多，头疼、胃疼都少了，有时主动要求想出门。她向方璇提出想学画画。2021年夏天，方璇找了老师给林林补课。后来，林林独自去北京的画室参加集训。
从北京回家过年的火车上，林林拍下的风景。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方璇心里有些高兴，但又有担心。林林回家玩手机，丈夫会唠叨，嫌孩子不上进。方璇指出来，他能停下几天，但过几天又会焦虑。
上初中的小瑶休学前，杨圆就想好了，未来一定是要复学的。但小瑶难受的时候，她也想，辍学也行，她和丈夫愿意一直养着女儿。
2021年5月，在杨圆看来没什么异常的小瑶突然提出“妈妈，你帮我找一个心理医生吧”，之后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经过治疗，2022年夏天，小瑶复诊结果为轻度抑郁。9月，杨圆为小瑶恢复学业做了十分的准备，提前去找心理咨询师做了心理疏导，准备了应急的药物。在杨圆的要求下，小瑶从原本的重点班换到了平行班。
复学第一个月，小瑶起床后偶尔感觉身体不舒服，胸闷气短，面对学校感到焦虑紧张，一周要请假一两天。杨圆手机不离手，害怕老师打来电话。她不敢想，要是再出现去年的情况，自己要怎么办。
幸运的是，10月，小瑶参加了月考，没能坚持把数学考完，但成绩在年级上升了100多名。在平行班，小瑶的压力缓解了些，交到了好朋友。遇到状态欠佳的时候，杨圆就向老师申请不交作业，偶尔也帮女儿代写作业；小瑶紧张时，她让孩子打游戏、看电视，用各种方式放松下来。之后，小瑶几乎没再请假，安全平稳地度过了整个学期。
犹豫的孩子
除了家庭，学校是另一个青少年长时间生活的环境，同伴、老师都在其中。《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需坚持发展、预防和危机干预相结合。但具体工作中，如何早识别需要外界支持的孩子？怎样让孩子在出现严重问题前就能够获取帮助？
每逢中午，卢清便在心理咨询室内等待。2020年，她开始在上海一所九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做心理老师。
学校给心理咨询室设置了一段固定开放的时间，选在每天午休期间的一小时。为了让学生知道心理咨询室开放的信息，卢清每次上课都在班级宣讲。在她的预计里，每天中午一个小时接待一个孩子是最合适的。
然而，主动来咨询的孩子比她想象中少得多，有时一两星期都没有学生前来。她不明白症结所在，猜测原因可能是孩子中午忙着吃饭、午休，同时对心理老师缺乏信任。
上海另一所学校的心理老师刘奇见过不少犹豫是否要向外界求助的孩子。有的会在课间跑来咨询室看看，有的来了什么也不说，试探一下。
为了普查学生的心理状态，刘奇所在的学校会在一些节点发问卷调研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例如返校复学前、考试前、上网课期间。问卷列出十多个问题，关于学习压力、同伴交往、睡眠饮食状态等，让学生进行评分。但在刘奇看来，问卷鼓励学生求助的意义大于用于筛查监测的意义。问卷中，学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一个初三的男孩在填写问卷时给睡眠状态评了最低分。刘奇主动约他到办公室聊一聊，约了三四次男孩都爽约了。刘奇邀他一起散步，讲讲学习的情况，男孩仍然不怎么讲话。直到第三次聊天，男孩才提到一些困扰和状态不佳的原因：从前和他要好的同学转学了，现在心事无人诉说。
学生的犹豫是能够解释的。刘奇认为，学生想求助了，但又有阻碍，比如担忧心理辅导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头脑不好，或者会影响学习，又或是顾忌自己在同伴心里的形象。
他习惯直接和学生约定，除了出现自伤、自杀行为，或者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话是完全保密的。有的学生听了，会主动挽起袖子，露出小臂上一道道利器划出的伤痕。
他认为，行为上的表达是模糊的，需要直接告诉孩子，“最好要让学生可以毫不犹豫地走进咨询室。”
成都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成员、成都石室天府中学心理备课组长孟泓沁则认为，问卷筛查是一个“不得不”的手段，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学生的心理状态不断地变化，可能9月测了问卷，但某个学生在12月出现状况，就无从得知。
他表示，真正能够及时发现和预警的其实是和学生朝夕相处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其实是很了解孩子的。他说，“一个人情绪很低落的时候，难免把情绪写在脸上。”
这个观点被印证过。有次，孟泓沁在高三年级上课，注意到一位学生表情不对，“有些怅然若失”。下课后，他在大部分学生离开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学生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但摇摇头，不愿意讲。他说，如果遇到自己很难面对的事情，你可以来找我，好吗？学生点点头。
“如果没有人讲这句话，她就有可能发展为危机（个案），但我说了这句话，她知道可以先尝试跟我聊一聊。”他说。
他介绍，成都市还计划在班级中开展朋辈心理辅导，在每个班级设置心理委员，以及时关注学生动态。他知道曾经有同学注意到一位学生没去吃饭，及时告诉了老师，最后这名学生从学校高处的栏杆上被救下来。
社会的“病因”
心理工作者有“无能为力”的时刻。比如，有班主任把不写作业的学生领到心理咨询室，期待卢清能立即解决问题，劝他学习。另一名心理老师说，她所在的学校有2000名学生，配备了一名心理老师，面对某些情况，学校能做的非常有限，例如，内卷环境下的学业竞争和压力。
孟泓沁曾对学校领导说，不认为分数的高低能用来评价学生。校领导说，小孟你太理想。
“学习成绩和欣不欣赏学生之间没什么联系，这个观点起码家长得明白。如果任何一所学校可以做到，不用这样的一个单维的指标去评价学生，真的看到每个学生的优点、特点，让他幸福，其实说不定会反过来让学业有所进步。”孟泓沁说。
他同意一个观点，心理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例如，中小学教育似乎建立了一条这样的逻辑——一路学校优秀，拿一个好文凭，找一个好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有时他听到网络上类似“赚钱重要”的说法时，会觉得难受。
这种逻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有学生告诉孟泓沁，觉得父母不爱他，只爱考高分的那个人。心理治疗师韩慧还见过有青少年患上强迫症，害怕因为考不上重点高中，担心“变成乞丐”。也有游戏成瘾的孩子告诉她，自己对学习没有信心、没有成就感，所以才玩手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教授、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问题、网络成瘾问题等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父母的重望、学习的压力、升学的竞争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儿童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刺激和心理压力。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不太建议大家瞄准心理问题、精神疾患这个角度去做，我更觉得要有一些力量是针对我们怎么让一个平凡人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孟泓沁说。
他也指出，“如果（心理）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的话，家庭往往也是‘受害者’。但如果说谁最可能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生长的系统，也确确实实是家庭。家长一定要做的是理解孩子，孩子才会（感觉）安全、有力量。”
杨圆不是“鸡娃”家长，但她回想，小瑶初中进入重点班后，自己无意间对孩子成绩上下几名的排名流露出的窃喜或失落，也许伤到了孩子。后来小瑶告诉她，她不允许自己不出色。
2023年2月中旬开学，小瑶进入初中阶段的最后一学期。临近中考，杨圆会和所有的父母一样，期待女儿进入一个好高中，能再选择一个好大学。
但她又时不时想起去年复学时的心情，“如果进了一个好的高中，复发或者又不舒服了怎么办？高中的压力跟初中的压力是不能比的。”学习任务多时，小瑶依然会焦虑，有时到校门口需要深呼吸一下再走进学校。
经过一番细想，杨圆说，“进一个普通高中，这样子就已经挺好了。”
（为保护隐私，除韩慧、孟泓沁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记者 何沛芸
青少年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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